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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忠县刑事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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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拒作亲子鉴定可否推定亲子关系成立  

2010-12-13 17:45:58|  分类: 法律答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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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拒作亲子鉴定可否推定亲子关系成立<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重庆市涪陵区法院 常洪艳

【裁判要旨】案件事实作为历史的存在,法官在对其进行重构时,一般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推定。推定,作为证据法上特定的证明规则,其适用往往可以降低证明难度,打破诉讼僵局,提高诉讼效率,但推定是依据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作出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结论存有不精确性。所以,适用推定应当依法、慎重,特别是在诸如亲子关系确认这样一些特殊案件中,没有充实的先决条件,科学、优势的证据,切不可轻易适用推定。

【案号】一审:(2006)涪法民初字第188

二审:(2006)渝三中法民终字第329

【案情】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

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

1981年,原告之母沈某与赵某某结婚。<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987924日,原告赵某出生。2003622日,赵某某听到原告之母沈某与被告的电话通话内容,怀疑原告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200414日,赵某某为了证实原告是否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委托重庆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亲子鉴定,结论为:原告与赵某某不具有亲子关系。2004218,赵某某与原告之母沈某协议离婚。

20046月,赵某某以刘某、沈某为被告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赵某与被告刘某之间的亲生父女关系,二被告连带支付其因抚养赵某所支出的费用,并赔偿其精神损失。审理中,经赵某同意,赵某某申请对赵某与刘某进行亲子鉴定,但被告刘某不同意鉴定且未说明合理的理由。

南岸区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进行亲子鉴定须经刘某本人同意并采集其基因样本,而提供基因样本的举证责任在被告刘某。据此,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判决:确认赵某与刘某之间具有生身父女关系,二被告连带支付赵某某因抚养赵某所支出的费用,并赔偿赵某某的精神损失。

一审宣判后,被告刘某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确认亲生父女关系,要有推断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上的证据,才可适用推定原则。在案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刘某与被上诉人沈某在1986年年底前后有同居、发生过性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仅凭上诉人刘某拒作亲子鉴定及被上诉人沈某的陈述,就推定上诉人刘某与第三人赵某具有亲子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推定错误,遂判决撤销(2004)南民初字第132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赵某某的诉讼请求。同时,二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赵某某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内容、一审判决内容也主要是赔偿为由,将案由变更为侵权损害赔偿纠纷。

20051223,赵某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被告刘某的亲子关系。200616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被告刘某住所地在重庆市涪陵区为由,将本案移送至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

诉讼中,赵某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调取证据,即强制被告刘某就其与原告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法院征询被告意见,被告刘某拒作亲子鉴定且未提出合理的理由,并提出该案已经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再以同样的事实及理由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不应受理。

【审判】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本案未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2004年赵某某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的(2004)南民初字第132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渝一中民终字3683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并将案由改为侵权赔偿纠纷。因此,前案是侵权纠纷,本案是生身父母确认纠纷;赵某在前案中不是原告,赵某现请求确认生身父母关系与前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所以,本案不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2、亲子关系属身份关系的一种,依照科学规律和法律规定,身份关系的成立,只能基于血缘即生育和法律的拟制即收养而成立。本案中,原告证明了其母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即证明了其母与被告有生育原告的可能性。血缘关系存在与否,尚需科学的验证,而当前最为科学的手段就是进行亲子鉴定,而进行亲子鉴定需要被告的配合与协助。原告已申请进行亲子鉴定,其证明责任既已完成。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作亲子鉴定,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对被告拒作鉴定的行为,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定,即推定原、被告间的亲子关系成立,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赵某与被告刘某之间的亲生父女关系。

一审判决后,被告刘某不服,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1、关于本案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同意一审法院的审理意见,即本案并未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2、关于本案可否适用推定的问题。推定必须有推定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证据,否则不适用推定。在本案一、二审中,原告只举示了两张照片及沈某的证言,而且,照片拍摄于2003625日,仅能证明20036月前后被告刘某与原告之母发生过性关系,不能证明他们在1986年年底前后同居或发生过性关系;沈某的证言是孤证,不能作定案依据。因此,不能因被告刘某拒作亲子鉴定,就简单的推定其是原告的亲生父亲,即本案不适用推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06)涪民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是一起亲子关系诉讼,有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有亲子关系,已经过了四个法院的审理,且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大相径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对亲子关系推定的适用及适用条件的看法不同。

从依法裁判社会纠纷的一般规律来看,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通常是,从案件事实出发,并根据先前的理解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价,针对被评价的案件事实,从现行法中寻找相关规范,根据法律条文的内容和事实的性质平衡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判决说理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裁判。可见,案件事实是法官首先要考量的问题。案件事实,即由法律所规定的,通过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由裁判者依据法定程序对案件实际情况做出的断定。事实认定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问题,当事人为诉讼行为,法院为审判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认定事实而展开和推进的。事实认定有赖于证据的证明,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要确认亲子关系,最充分、最直接的关键证据就是亲子鉴定,但被告拒作亲子鉴定,法院可否据此对案件事实进行推定?如果可以,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一、关于亲子关系诉讼与事实推定的法律分析

亲子关系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关系诉讼,它具有人身性,而人身关系原则上应采一种必然性的证明标准。亲子关系的确认,在当事人之间不仅会产生继承等财产性法律关系,还会产生抚养、教育等以人身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非财产性关系。因此,亲子鉴定的证明标准应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结合。在亲子关系诉讼中,首先应努力探寻案件的真相,如通过间接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亲子鉴定等司法程序来查明案件事实,达到“客观真实”,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在有些亲子关系诉讼中,间接证据欠缺,亲子鉴定就成为证实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而一方当事人(多为疑似生父)拒绝配合作亲子鉴定,追求“客观真实”将无法实现,此时,我们必须另寻他法,即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通过最大程度的程序公正去保障实体公正,决不能一味的强调“客观真实”而忽视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这时就要考虑运用推定这一证明规则,即“推定所解决的问题,正是证明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即虽然不能达到精确的证明,但出于某些重要的政策性考虑或出于某种重大的利益需求,还是要完成对特定事件的结论性判断。”[①]本案中,现有的证据是无法确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有亲子关系,要想彻底、公正地解决问题,就须考虑适用推定。所谓推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己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②]需要说明的是,推定的运用是以较高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作为桥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致使结论存在不精确性,而亲子关系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特殊的身份关系,对之的确认会引发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关系可否适用推定呢?

二、关于亲子关系可否推定在立法与司法中的倾向性意见

1、立法上的意见。亲子关系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人的身份关系,不能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随便推定。亲子鉴定是确定亲子关系的关键性证据,但亲子鉴定作为一种高科技的证据方法,其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诉讼中,只能经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同意并委托进行。1987年,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做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对此有明确规定,即“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三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的,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所以,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会主动要求当事人做亲子鉴定。即使应当事人要求启动亲子鉴定的程序,也要本着自愿原则,法院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强制的方法来进行鉴定。

法律是适应社会生活需求的理性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在逐步开放,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婚外情、“包二奶”等,这些情况导致非婚生子女呈现增加的态势。如何保护非婚生子女合法权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如本案中对亲子关系确认的问题。对非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是否可以推定,法律有所涉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非婚生子女生父中男方拒作亲子鉴定如何处理的答复》(法明传1998208号)指出:“在确认非婚生子女案件中,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男方)如果否认原告证明的结论,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若其不能证明自己不是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其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被告拒绝作亲子鉴定的,法庭可以根据查证属实并排除第三人为非婚生子女生父的证据,推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可见,原则上,法律是不允许在确认亲子关系案件中适用推定的,但也存在法律适用除外的情形,即必须在“被告拒作亲子鉴定”,且有“查证属实并排除第三人为非婚生子女生父的证据”时,方可适用。在实践中,这样的条件是很难把握的,比如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是“查证属实并排除第三人为非婚生子女生父的证据”?

2、司法中的意见。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在个案审判过程中,不仅应努力重构案件事实、立足法律规定,还应注意在个案判决中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行为规则,通过对个案的审判来指引未来的行为。亲子关系诉讼的法律调控体现了较强的国家政策性与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法院在审理亲子关系诉讼的案件时,除了要从严掌握亲子鉴定的适用条件,还要注重维护当事人的知情权,特别是要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亲子关系能否强制性存有一般倾向性意见,即: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非婚生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可见,在亲子关系确认案件中,即使倾向适用推定,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案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时,方可考虑适用:(1)原告必须已经提交了一定数量的间接证据,并且能够对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证明作用;(2)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依职权调查了相应的证据和事实,对案件的事实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心证;(3)拒作亲子鉴定的一方当事人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拒绝没有正当理由;(4)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必须是现实的亟须且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妇女等家庭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也有法官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所谓优势证据规则,是一种就确定案件事实的盖然性而言,其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法官的内心深处所呈现的可能性要大于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所能够支持的可能性,即在诉讼上形成一种优势的证明状态。在该规则中,不仅要强调证据的证明力,适当时候也应当考虑证据的数量。

三、结合本案得出结论

本案中,现有的证据是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具有亲子关系。亲子鉴定就成为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但被告拒作鉴定。因此,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案件事实,无法实现“客观真实”的情况下,具有了适用推定以力求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

本案原告举示的证据所能证实的案件事实有:(1)两张摄于2003625日、显示被告与原告之母裸体在床的照片,仅能证实被告与原告之母在20036月前后发生过性关系,不能证明在原告出生前,即1986年年底前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2)原告与赵某某之间的亲子鉴定,仅能证实原告与赵某某不具亲子关系这一基本事实;(32004年赵某某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的诉讼,虽一审法院以(2004)南民初字第13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推定第三人赵某与被告刘某存在生身父女关系,但被二审法院以(2004)渝一中民终字3683号民事判决书给撤销了。这两份判决只能证明在前案中适用推定存在错误;(4)证人沈某称其在19857月至1986年农历冬月28日间曾与被告刘某多次发生性关系,致其怀孕生育原告,但该证言是孤证,而“孤证不能定案”。

可见,本案中,原告未能举出大量相互印证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刘某具有为其生父的可能,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1986年年底前后,其母与被告之间发生过性关系,并致其母怀孕,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排除第三人为原告生父,更没有任何证明力较强的优势证据。本案缺乏推定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证据,况且,直至原告起诉之日,其已满18周岁,已属成年人,亦不属“亟须抚养和教育”的情形。综上,本案案情并不符合立法、司法所要求的可以适用推定的条件,本案不适用推定。

司法作为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群众到法院打官司,为的就是使自己的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圆满地化解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公正,是法官断案的终极目标。法官断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但案件事实作为历史的存在,对之进行重构,往往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推定,而且,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法律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有很多问题也不是只要法律规定了,就能迎刃而解。关于本案中亲子关系这样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特殊的身份关系可否适用推定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缘化的问题,法律对之的规定也很“暧昧”。因此,笔者认为,若要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维护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就需要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结合具体的案情,权衡各种利益和法律价值,确定具体案件应当适用的规则,以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亲子关系确认这样一类特殊的案件中,若案情能满足一定条件,法官是可以考虑适用推定的,但决不能盲目地、无条件地运用,否则就会出现“法院为孩子乱指定父亲”的结果。同时,为了防止和尽可能消除运用推定规则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在程序上应赋予因推定而承受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以反驳的权利,以便使推定的适用建立在尽可能合理和完善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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